國際經驗篇》借鏡愛沙尼亞及越南等國 推動台灣朝雙語國家邁進

為落實真正國際化，台灣期盼在2030年成為「雙語國家」，之前推出外國人就業金卡延攬人才，疫後更吸引大量外籍專業人士湧入。要讓人才對工作以外的領域產生影響，就必須有強健而國際化的制度搭配。在非洲旅行的人應該很容易注意到國界，尤其是在跨越不同殖民歷史的國家時。國界兩邊的人文地理和民族文化可能差異不大，卻因為過去的殖民而硬生生切成兩個國家。即使殖民主如今已經不再直接統治，制度遺緒在幾十年後依然繼續留存，其中之一就是語言。過去的殖民不僅讓許多派系鬥爭一直延續至今，殖民產生的「路徑依賴」最近也讓一些國家發現自己因為沒有被殖民過而陷入某些弱勢。例如之前身為全球第二大、現在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就因為英語能力較低和其他制度差異，金融體系一直比較孤立。愛沙尼亞世界觀轉為英語導向台灣在國際形象不斷提升之後，目前想在2030年成為「雙語國家」。當然，台灣和香港、新加坡不同，後兩者擁有大英帝國殖民之後留下的英語能力和歐陸法系統，之前也藉此成為世界級金融中心；台灣沒有這個條件，但它依然可以盡可能讓人民接觸其他國家的人，而這件事在10年內的成敗關鍵可能就是商業。我們可以從少數幾個成功的例外身上，學習如何提升英語能力。其中一個是愛沙尼亞，它在脫離蘇聯獨立之後，比其他國家更快從俄羅斯的世界觀，轉為英語導向的世界觀。最有趣的是，愛沙尼亞語只跟芬蘭語比較像，跟其他歐洲語言沒什麼關係，但該國的英語能力相當好，40歲以下的專業人士更是呱呱叫。而且愛沙尼亞在某些層面上甚至是全球化先驅。創立於愛沙尼亞的Skype，帶起了遠距通訊軟體的熱潮，讓人們如今可以在家工作。「數位公民計畫」（e-Residency）也領先世界，讓外國人根據該國法律開公司、使用該國服務。而且雖然2020年因為洗錢醜聞而被迫打擊加密貨幣，但之前愛沙尼亞一直是加密貨幣中心。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的「網絡自由」報告還把愛沙尼亞名列全球第二。另一個沒被英國殖民過的國家則是泰國。泰語是一種揉合印地語和漢語之後誕生的語言，但在泰國的國際交通大城，遊客通常都可以順利地用英語使用自己想要的公共服務。但其實泰國人的英語能力並不好，可以用英語順利溝通是泰國旅遊業帶來的錯誤印象。根據英孚教育（English First）的研究報告「英語程度指數」（The 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泰國的英語程度其實低於附近其他國家，甚至低於越南。在泰國工作十幾年的金融人士Gabriel Lindsay表示，「泰國人大部分不會說英語，學校的英語也教得不好。很多在金融、資訊、科技產業上班的人一句英語也不會說。」在國際與國內產業工作的人，學習英語的動力會差很多，如果你不需要直接面對國際、直接接觸外商，你就不會那麼想練好英語。對外聯繫促越南英語力提升越南最近在經濟大幅成長的同時，英語能力也迅速提高。國際銀行專家Fergus Clarke花了許多年改造越南某間銀行的風險管理部門，他認為該國銀行業最近大有轉變。「銀行處理逾放款的能力，以及遵守新巴塞爾資本協定（Basel II compliance）的能力大增；它們重新重視個人金融業務、提高外方信用評等（尤其是穆迪評等）並變得更透明。這個行業裡有一整個活絡的外籍人士社群，其中某些人甚至在幫銀行掌舵。」這些例子都顯示，似乎只有重視對外發展的國家或產業，才能大幅提升英語能力。英語課程很重要，但如果學生不會在工作中用到英語，就永遠不會有動力讓自己的英文變流利。更重要的是，語言本身就是脈絡的產物。如果只學語言卻不了解該語言的文化脈絡，根本就沒有用。改變外資眼中「國際化」程度上述幾個概念也跟政府在治國中的角色有關。西方法律制度強調規則必須一體適用，亞洲法律則經常想要因地制宜，根據時間地點需求來「改良」、「強化」相關的制度。亞洲的政治體制很有它們語法結構的影子。這些抽象特質乍看之下與語言教育無關，但都會影響一個人在學會外語語詞之後如何實際使用。教導外語時，通常也是在教導背後整套的外國文化，而這部份最容易搞砸。一邊教語言一邊解釋外國人為什麼會那樣講話，簡直就像是講了一個冷笑話，然後說「Catch不到笑點是你的問題」。每種語言會長成現在這樣，顯然都跟使用社群幾百年來的歷史發展有關；但國家還是可以制定一些計畫，進行一些比較小型的制度改革，明顯改變自己在外資眼中的「國際化」程度，其中某些方法可能在10年內就會見效。強健更國際化的制度環境方法之一就是讓司法體系對英語人士更友善。台灣政府的雙語國家政策就包含這個項目，它規定重大案件與重大裁決，尤其是涉及外國當事人的案件，都必須譯為英語。如果要在這方面更進一步，就是規定所有合約都得中英雙語並行。法院當然會不太樂意，因為即使翻譯完全沒有錯誤，英語的法律思維與中文的意思可能也會有落差。但這正是問題的核心。如果台灣想真正成為雙語國家，就必須面對這個問題。另外，可以用外商直接投資（FDI）提高外國人對台灣經濟的影響力，目前台灣在這方面落後附近的新興市場。台商近幾十年來對外投資的額度都超過國內投資，大部分的台商都去幫助中國崛起。這些資金最近開始回流國內，但台灣還是應該要繼續珍惜國外投資，因為外資的功能經常與本國資本不同。其中一個該改革的，就是對待私人資本的方式。台灣跟許多亞洲國家一樣對本土企業有「情感依附」，在處理本土企業收購案時，經常讓變化無常的輿論推翻超越既有的程序規則。這不僅讓許多收購案件因此告吹，也喪失了很多稍縱即逝的機會，更讓外資因為收購太難成功而在一開始就直接放棄。想要更國際化的方法，是讓更多外國人才來擔任台灣企業的專業經理人，而非僅僅只是引入外國投資而已；當台灣企業經營模式及思維邏輯更國際化之後，也會帶動台灣企業本身，進而影響台灣在環境、制度、技術上更國際化。台灣之前推出了外國人就業金卡延攬人才，很可能在疫情之後會吸引大量外籍專業人士湧入。光是這些外國移民可能就會讓台灣更能接觸國際。但金卡計畫真正的成敗，還是取決於有多少金卡持有人願意留在台灣開公司。如果要讓這些外國人才對工作以外的領域產生影響，台灣就必須有一套強健而國際化的制度。（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特聘外籍研究員；譯者為劉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