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
2021年5月

國際競爭篇》美日共推民主版「一帶一路」 台灣生產基地轉移新契機

為抗衡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日本與美國擬推出民主版「一帶一路」計畫,支持印太及其他地區在高品質基礎建設上的發展。台灣應積極參與,這將是台灣下一波成長的契機。過去中國藉由「一帶一路」倡議,以扶助周邊國家基礎建設為名義,實則藉以擴充政治及軍事影響力,負面效應逐漸顯現,引起美國及周邊國家擔憂。今年3月26日,美國總統拜登向英國首相強生建議推動民主版的「一帶一路」,重新結盟民主國家,以因應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而4月16日美日兩國元首高峰會中也擘劃出未來印太地區的合作議題,包括5G、6G、半導體、人工智慧等科技領域。這將是民主國家供應鏈重組與生產基地轉移的方向,也是台灣發展海外投資的新契機。民主版「一帶一路」支持基礎建設發展為反制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拜登總統尋求各友邦提出提升基礎建設計畫,以利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相抗衡。日本首相菅義偉為因應美國的呼籲,在訪美的任務中,特與拜登商討民主版「一帶一路」新計畫,並在高峰會中正式公告世人。包括共同制定指導原則,以支持印太等地區高品質基礎建設發展,項目將規劃印太地區高速5G無線網路與潔淨能源技術的推廣,另外有關運用在太空科技、人工智慧、機器人及軍事用途等下一世代的6G網路通訊技術,美日兩國元首宣布將共同投資45億美元,用於6G的研究、開發、測試、安全網路及先進的資通訊技術,以抗衡中國6G的發展。事實上,美國這項結合外交與經貿的政策始於川普任內。2018年10月美國國會跨黨派通過「善用投資導引開發法」(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Act, BUILD Act)。聯邦政府撥款600億美金成立「國際發展金融公司」(DFC),並利用創新金融工具,觸發龐大民間資金到新興國家之基礎建設。改變過去慈善援助方式,改以公私夥伴關係之模式,以提升計畫之效率。協助美國企業尋找海外商機,同時協助新興國家之發展,以支持外交關係之擴展與國家安全之確保。DFC揭露,2020年底為止已經協助美國與7個印太國家及13個中南美國家簽署合作備忘錄,粗估相關計畫金額約達2,300億美元。美國與我國合作的部份,目前仍處於簽署合作備忘錄階段,尚未有深入合作及啟動相關案件的實際案例。我國應該藉由此次美日高峰會宣示力促台海穩定及友好台灣的氛圍,積極參與民主版的「一帶一路」,開啟擴大台灣生產基地轉移的新契機。民主版「一帶一路」 多元且具更多協助性質美國首倡的民主版「一帶一路」,聚焦領域不限於傳統能源╱非能源基礎建設,亦包含供應鏈安全、因應肺炎疫情復甦措施、公共衛生、婦女賦權(Women's Empowerment)、數位連結(Digital Connectivity)、能源及運輸(含航太)等相關案件,強調引導私部門參與之重要性。拜登上任以來,更將計畫重點範圍拓展至5G、潔淨能源、人工智慧,甚至6G等領域,且戮力於協助周邊合作國家之發展,有別於中國「一帶一路」的強烈自利意圖。以中美洲的「巴拿馬能源投資」計畫為例,美國提供的協助主要包含:協助巴拿馬國營電力公司ETESA融資,特別由美國財政部技術援助辦公室(OTA)提供技術援助,完成5億美元的長期再融資計畫,使該計畫的信用評等提升兩個等級,節省償還金額高達5,300萬美元。其次,還協助取得資金與技術以建置微型電網。另外,也舉辦有關能源和基礎建設債務整合的銀行研討會,協助進行相關領域的債務整合。亞洲地區的「越南能源援助」計畫,重點在於:增加私部門投資在Greenfield天然氣基礎建設(包含LNG接收站、管線及電廠),以支持越南2030年完成新建天然氣電廠1,000MW目標。其次,支持新的與現有火力發電廠中改善能源效率發展,藉以提高能源效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第三,推動與輸電基礎設施相關的再生能源電廠專案,催化私部門投資以支持8,600MW新的太陽能及風力發電再生能源部署。另外,也建置電力網絡評估與開發的財務模型,支持250億美元的電網投資需求。中國利用「一帶一路」輸出過剩產能 提高全球影響力「一帶一路」是習近平於2013年訪問中亞及東南亞時,所提出的政治與經濟宣示,隱含其西向發展的政經目的。中國試圖與「一帶一路」周邊國家及地區發展新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藉由加強該地區的基礎建設,同時也能解決中國過剩的產能及勞動力,以保障能源輸入與糧食供給管道,並掌握經貿的決策權,進而提高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根據國際級金融資訊專業服務機構「路孚特」(REFINITIV)資料統計,截至2020年第1季為止,「一帶一路」基礎建設共有3,164個項目,金額達到4兆美元,興建中的項目為3.3兆美元。其中有1.9兆美元的1,590個項目,是純粹「一帶一路」倡議項目;2.1兆美元的1,574個項目,則被歸類為「中國參與」項目。截至2020年第1季為止,「一帶一路」投資前四大產業,分別為交通運輸1.88兆美元(占47%);電力和水利9,260億美元(占23%);不動產4,370億美元(占10.9%);製造業2,605億美元(占6.5%)。截至2020年第1季,俄羅斯為「一帶一路」項目的最大受益者,累積126個項目,投資金額達到2,960億美元,係因中俄雙方持續在建立更緊密的貿易關係,且具有對抗美國及中俄雙方互補的共同利益。中國「一帶一路」問題浮現 遭批債務陷阱外交正如哈佛大學名譽教授奈伊(Joseph Nye)指出,「中國因在安理會掌握否決權而受益於聯合國體制。它現在是聯合國維和部隊排名第二的出資者,並參與了與伊波拉和氣候變化有關的聯合國項目。中國同樣從世貿組織(WTO)、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基金(IMF)等多邊經濟體系中受益良多。」因此,即使中國發起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自認可以取代世界銀行,殊不知,即使AIIB是由中國所主導,但如果不遵守國際法,不與世界銀行展開合作,「一帶一路」只會引發更多爭議。根據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IfW)與美國智庫威廉瑪麗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 in Virginia)等學者2021年3月發布的「中國如何放款:與外國政府簽訂百份債務合約的罕見調查」報告,分析24個開發中國家借款人與中國國營企業的100份契約,他們認為:(1)合約包含不尋常的保密條款,禁止借款國家透露債務的存在;(2)部份合約中方可以自行決定債務減免細節;部份合約則要求要設立特別帳戶,借款國家若違約,中方可以要求以財政收入還款;(3)合約允許中方影響債務人的國內外政策。許多人批評這是一種債務陷阱外交,中國利用「一帶一路」政策提供窮困國家優惠貸款,這些國家因為經濟相對落後償債困難,中國就能加以施壓取得政治或經濟利益。例如斯里蘭卡曾與中國簽訂深水港「漢班托塔港興建案」,中國投資了15億美元,後來因為斯里蘭卡還不出錢而欠下龐大債務,因此將該港口租借給中國99年以償債,被外界批評是喪權辱國。因此「一帶一路」倡議開始出現負面效應,並逐漸受到極大的批評。美中之間因為鉅額貿易赤字、中國產業不當補貼的產能過剩及竊取智慧財產等問題,引發了貿易戰。美國新總統拜登上台,中國原寄望於貿易戰能緩解,不過事與願違,鑑於中國大陸在西太平洋及南海的頻繁軍演與擴張,美國軍艦及飛機開始加強西太平洋及南海的巡弋。另外,為防堵中國企業藉由貿易取得協助中國軍方建置超級運算設備的機會,助長軍事現代化和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拜登於2021年4月宣布,將中國國家超級計算中心等7家中國企業及單位列為禁售對象,顯示美中對峙衝突已逐漸升高。近期火熱關切的議題,則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威脅論,中國為實現國力的擴張,於2013年發起了數兆美元基礎建設倡議。涉及從東亞延伸至歐洲的發展和投資,這些項目大幅擴充了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並已引起美國和其他地區的擔憂。台灣應再度發揮「Taiwan can help」精神自從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台灣超前部署與提早防範,使得確診及死亡人數得以有效控制,並因捐贈防疫口罩給予疫情嚴重國家,得到各國讚許,擁有「Taiwan can help」的美名。再加上防疫期間景氣不佳,使得許多國家汽車大廠降低車用晶片庫存,又因居家檢疫3C產品購買力大增,誘發大量晶片需求的排擠效果,導致全球車用晶片極度短缺,美日歐政府紛紛央求我國台積電等半導體大廠能供應車用晶片,顯示台灣在國際上的重要地位。因此,台灣應該再度發揮「Taiwan can help」的精神,未來應積極參與美國最新提議的民主版「一帶一路」基礎建設,除了爭取海外商機,也能發揮影響力。近年我國基礎建設廠商為響應南進政策,已積極在印太地區拓展業務,惟因為邦交國有限,常有單打獨鬥之憾。未來若能透過美國提倡的民主版「一帶一路」基礎建設計畫,藉由會員國的集體行動,相信就能減少過去單獨行動所遇到的阻礙及問題。2020年底台灣與美國簽署「基礎建設融資及市場建立合作架構」,涵蓋基礎建設、能源與金融等議題。藉由信用增強等措施,導引龐大民間資金到基礎建設。這些都有助於改善新的生產基地或聚落的公共設施品質,強化供應鏈重組後的韌性,也為台灣開闊更大的國際活動空間。(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撰文:林奇澤
封面故事
2023年6月

結盟篇》美中積極拉幫結派 台灣須凸顯可發揮價值

美中各自抱團叫陣意味濃厚,台灣若能在外交、軍事、情報交流與其他民主國家合作,就能成為國際社會可靠夥伴。現階段應積極找尋機會,加入以日本為主導的CPTPP,或者加入印太戰略,才能抵擋極權國家宰制亞太地區的企圖。目前美中競賽進入了另一個層次,國際間正形成兩種不同價值觀,美國自從拜登上台確認施政路線後,積極修復與傳統盟友間的關係,以打群架方式圍堵中國。而中國也尋求包含俄羅斯、伊朗、北韓等友好國家支持,企圖鬆動美國集團的勢力。4月16日美日華府高峰會,以凸顯美日聯盟共同應對中國政經擴張的決心,韓國4月地方選舉結果,也顯示多數韓國人不認同文在寅的方向。韓國總統文在寅過去的親中路線,不管是經濟或政治都嚴重向中國傾斜。這幾年下來經濟的瓶頸與危機日益嚴重,許多韓國人開始擔心被美國為主的西方陣營所拋棄,未來韓國的處境將更困難。中國市場的果實不如預期,韓國若不調整路線,恐怕得不償失。在此背景下,今年4月7日的地方首長選舉中,執政黨聯盟在首爾和釜山兩大都會市長選戰大敗。在某個程度上,這是對文在寅中國政策的不信任投票,也正式宣告文在寅政府進入跛腳狀態。共青團打新疆棉 恐錯估情勢中國先前因為在新疆迫害維吾爾人,遭到美英加歐制裁,現在北京中共當局疑似想「以商逼政」,開始拿跨國企業開刀,首當其衝就是歐洲瑞典品牌H&M。該品牌去年曾發聲明「拒用新疆棉花」,現被中國共青團(CYL)翻出來痛批抵制,連在中國上海的據點都於地圖上被消失,外電分析,中國與西方國家緊張局勢升級之際,共青團的抵制格外敏感。中國為何敢在這個時間點挑起此事端?不難看出中國自覺底氣夠硬了,主因是中國認為美中經濟規模差距逐漸縮小、且積極在各領域搶占主控權,加上中國2020年人均所得已超越俄羅斯,整體GDP是俄羅斯的10倍多,這些因素都讓中國民族自信心高漲。這段期間美中衝突升至高點,更可看到美中各自民氣沸騰。美國方面,皮尤研究中心3月4日報告顯示,89%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競爭對手或敵手,7成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應該要求促進中國人權,儘管會破壞與中國的經濟聯繫,近5成的人認為制約中國的影響力與實力應是美國的頭號外交目標。中美對話之後,雙方一面談競爭式合作,一面尋求各自盟友支持,各自抱團取暖,形成全球兩大聯盟對抗之勢。美國總統拜登已78歲,中國沒想到他的發言還挺辛辣的,他說:「我看見美中激烈競爭。他們(中國)總體目標是成為領先、最富裕、最強大的國家。但在我任內,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因為美國會繼續發展壯大。」可以看到拜登不僅對北京要走強硬路線,還要「揪團」與盟友聯手抗中,高層對話前先找上日韓,又舉行四方會談,再宣布制裁中共官員,令北京看清現實,降低對拜登的期待。兩陣營隊伍漸明朗習近平今年在中國全國兩會上說:「七○後、八○後、九○後、○○後,年輕人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國已可平視這個世界了。」習近平所說的「平視論」,讓一度停歇的「外交戰狼」,像瞬間打了特效藥,開始瘋狂起來,第一把火就燒向美中在阿拉斯加的會談。從表面上看,北京氣勢相當高漲,但美國回頭就加強與歐盟的關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立刻前往歐洲訪問,歐盟也以新疆人權問題為由,對北京發出制裁。觀察到歐盟這項制裁對北京打擊似乎不小,這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歐盟首度對北京祭出這類制裁,是近年來歐中關係的一次重挫,對向來高舉多邊主義、國際戰略上試圖「以歐制美」的北京來說是一大失敗,更嚴重的是,歐中關係的緊張將升高,也可能會衝擊到歐中投資協定,原本此協定就快要生效,如今狀況不明。歐洲聯盟近期也提出「印太地區合作戰略」,強調歐盟正視印太地區重要性日益提升,歐盟駐台代表高哲夫表示,根據「印太地區合作戰略」,歐盟將與印太區域的夥伴合作,包括台灣。歐盟與台灣雖無正式外交關係,但台灣與歐盟是志同道合,共享價值的夥伴。兩大強權尋求夥伴支持其實從美中貿易戰,再到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爆發,中國與歐美陣營關係快速惡化,因此,北京同時加速聯繫友好陣營,建構全球統一戰線。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於2020年9月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便提出,要辯證認識和把握國內外大勢,加強戰略性、系統性、前瞻性研究謀劃,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並要根據形勢變化及時調整鬥爭策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就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前往歐盟和北約,尋求盟友的支持,共同商討應對中國的同時,中國也在尋求自己夥伴們的支持,以期抗衡美國和西方的影響力。繼中俄桂林會談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出訪中東6國。國際戰況觀察人士說,王毅此行部分是為了尋求中東穆斯林國家對中國在新疆問題上的支持,中國不僅想要展現其大國之姿,更想顯示中國在世界的很多地區都有影響力和存在。王毅也抵達沙烏地阿拉伯與王儲沙爾曼(Mohammed bin Salman)會晤,中國媒體報導說,沙爾曼表示,「沙國堅定支持中方在涉疆、涉港等問題上的正當立場,反對以任何藉口干涉中國內政,反對個別勢力挑撥中國同伊斯蘭世界的關係。」專家認為,因中國踐踏維吾爾穆斯林少數民族的人權而遭到西方聯手制裁的時候,這樣的一份支持,是來自於「伊斯蘭世界的心臟」的沙烏地阿拉伯,對中國來說,無疑顯得很重要。過去幾年,俄羅斯與伊朗的關係非常密切,中國在克里米亞危機之後為俄羅斯提供巨額能源訂單,雙方在敘利亞、伊核、朝核等一系列事件上的合作,都凸顯了兩國作為「全面戰略協作夥伴」的特殊關係。台灣應找尋可發揮位置而美國也組成「五眼聯盟」,背後有相當重大的意涵,以美國為首,拉進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所組成,稱之為五眼聯盟情報網,這是美國為了阻止中國製5G設備普及,將與關係緊密的國家,包括共享情報的「五眼聯盟」,而美國總統拜登和日本首相菅義偉已同意,美日將共同投資開發第六代行動通訊技術(6G),並將拉攏更多國家加入,以抗衡中國大陸。《日經新聞》報導,根據美日峰會後公布的文件,美日將共同投資被稱為「6G」或「5G以上」的下一代通訊技術,包括研究、開發、測試和部署安全網路,汽車、醫療、電力等各種領域都需要用到網路晶片,但這可能被間諜、網路恐攻利用,形成安全保障上的不安,因此美國、英國加強排除中國電信巨擘華為等中國廠商,日本也積極加入此陣營。各國為取代中國廠商的勢力,已開始致力於開拓供應網。然而台灣是否也應該在這場大棋局中找尋自己可發揮的位置,現在台灣已經在防疫上證明了與國際合作的能力,未來若能在外交、軍事、情報交流與其他民主國家進一步合作,就能成為國際社會可靠夥伴!所以台灣也不應該妄自菲薄,應積極展現台灣的價值觀,台灣要能與日本在印太戰略中扮演重要角色,民主國家攜手努力,以平等、互惠、交流、合作打造同盟關係,才能抵擋極權國家宰制亞太地區的企圖。

國際視野
2021年5月

台灣因應之道篇》美中關係轉向態勢已定 台灣順勢調整全球布局 邁向世界新契機

國際環境不確定因素日益升高,全球產銷供應版圖正在重塑。面對這種數十年難得一見的新秩序重塑變局,建議台灣金融業內外兼修,就機構或從業人員立場,皆應提升戰略視角與維度,再強化對國際宏觀產經版圖的觀察與連結。蘇聯於1991年解體後,西方國家基於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主導的「交往」(Engagement)思維,在2001年底接受中國加入WTO,形成當前的美國技術加上中國製造再行銷回歐美之世界產業分工秩序,同時也給予中國企業在美國或香港獲取美元的便利性,讓中國在既有的全球產業及美元體制裡成為既得利益者,希望其日益走向開放。美中關係由合作轉為競爭居多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中國積極利用日漸龐大的經濟實力,在全球各地發揮政經影響力,諸如「中國製造2025」與「一帶一路」的提出,展現其強烈的擴張企圖心,隱含打破既有世界分工秩序的意圖,引起歐美國家警覺。經歷2018年美對中加徵關稅開啟的貿易戰,香港爭端開啟的金融戰,西方發現前述「Engagement Policy」、引導中國融入世界規範的方法已不管用。今年3月18日阿拉斯加會談也驗證,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已由合作轉為競爭對抗居多,中國官方在香港選制與新疆棉花等議題的強硬表態與民間後續發酵,凸顯雙方在價值觀與文化上根本的不同,以往西方對待中國的綏靖心態和開放期望勢將進行調整,美國也決心從頭建立自有的供應鏈體系。雙方衝突已經進入第三波的包含產業與制度競爭的價值戰,全球產業供應秩序正在重塑,攸關未來10年台灣產業金融全球發展布局的關鍵時刻已然來到。觀察台灣銀行業對中國的曝險部位,從2009年簽訂兩岸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2012年開放互設分行、簽訂「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後,伴隨金融業者對中國業務的美好憧憬,呈現上升趨勢。惟此一趨勢在經過近年的幾起授信踩雷、人民幣匯損事件已有所改變,尤其美中貿易戰開打帶來的供應鏈重組與台商回流,更使其呈現反轉下跌態勢。相對的,對美國的曝險則再度出現上揚趨勢,似乎與對中國的下跌形成「黃金交叉」,詳見〔圖1〕。另外,觀察金管會每季公布的銀行業對中國授信、投資與拆存總額度,也可發現美中貿易戰以來,不論是額度或占淨值比重都有所降低,與〔圖1〕的趨勢相符。 金融業、IC產業重要性不容忽視國際環境不確定因素日益升高,全球產銷供應版圖正在重塑。台灣正處在前述美中第三波競爭的最前線,過往的三角貿易模式也迎來重組時刻,決定未來10年、甚至20年新秩序的關鍵時點已到。尤其在全球產業供應鏈以及地緣政治皆有戰略關鍵位置的台灣,未來應如何在產業與經濟上持續提升優勢,扮演關鍵棋子角色,金融業的重要性不容忽視。金融業對於舊秩序時代在中國世界工廠的授信投資拆存重兵布置,主要是持盈保泰,面臨當地經營條件變化與勞動成本上升的大環境,謹守風險控管原則,避免授信投資部位在市場風險方面的損失。尤其,面對美中衝突與二元體制世界的可能形成,2021年以來人民幣匯率與上證都開始出現相對疲軟的趨勢,詳見〔圖2〕。人民幣的匯率不論就客觀的市場因素,或者主觀上欲強化出口競爭力,須提防下檔風險擴大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展望未來,新秩序逐漸形成的當下,充分展現國際供應鏈的去集中化(De-centralized)趨勢,美國冀望形塑「US-led」、「US-based」與「China-free」的供應鏈新常態,也明顯告訴我們,過往國際貿易的比較利益法則不再絕對適用,過去20多年的國際細部分工與長鏈型態已經回不去了。克雷格˙艾迪生(Craig Addison)在2001年著有《矽屏障》(Silicon Shield: Taiwan's Protection Against Chinese Attack)一書,內容論述台灣在全球科技供應鏈上的獨特優勢,書中直陳10年內台灣IC產業的優勢,仍是中國無法取代的。時過20年,美中雙方的競爭,從貿易衝突、金融封鎖、科技競爭到全方位的價值之爭。慶幸的是,台灣在世界IC產業供應鏈上仍具有無可取代的重要地位,且重要性與日俱增,甚至這項產業優勢也成為台灣被各方拉攏、捍衛主權地位的重要屏障,正好呼應這本書的書名與主旨。今日台灣高科技業的核心是半導體產業,而產業龍頭台積電不論是先進製程或者產能效率,更是國際競逐的對象,2020年以超過5成的全球市占遙遙領先第二名三星的16%,強化台灣能夠在美中兩強角力間維持獨特的地位。但這樣的矽屏障也是源於1970年代政府與工研院共同推動的「積體電路計畫」,加上飛利浦的合資,經濟部與行政院開發基金等單位的資金挹注,可說是40年前投入資金與技術種子的成果,將來能維持多久以及下一座護國神山在哪裡?恐怕是當前台灣產業與金融業必須認真思考、為下一代負責的百年大計。國際資金移動難以阻擋另一方面,就短期國際資金移動觀察。雖然美國為主的西方體系試圖透過撤銷香港特殊地位、對中國官員及公司實施制裁、禁止聯邦退休基金投資中國股票、禁止對與解放軍有關的31家中國企業進行投資,甚至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在資本市場上市規範等方面施力進行金融脫鉤,切斷對中國的美元供應,但許多金融機構仍可能因為中國市場相對於美歐日較高的利率或者股票預期報酬率,搭著中國2018年開始新一波對外金融開放的順風車,或者利用離岸市場交易將資金投入,形成資金圍堵的破口。除非雙方利差縮小,或者預期中國的股市與匯率前景不佳,否則難以阻擋國際資金的流入中國。當然,主動開發能產生長期較高收益的案源,或許也是從源頭解決此一問題的良方。面對這種數十年難得一見的新秩序重塑變局,建議台灣金融業內外兼修,掌握際遇,就機構或從業人員立場,皆應提升戰略視角與維度,再強化對國際宏觀產經版圖的觀察與連結。對內應強化既有領先優勢對內方面,基於比較利益法則與國際產業分工現實,持續協助台灣本土有國際戰略價值的重點產業,如資通訊、積體電路與電子零組件產業的研發升級,強化既有領先優勢;其次,為長久見,仍建議協助廠商或政府相關部門在新領域研發並布局智慧財產權,以彌補製造能力外的空缺,否則無論製造能力如何優秀,沒有智慧財產權,終將形成發展上的限制,重演目前廠商辛苦幫蘋果代工製造,卻只賺取些許毛利的窘境;第三,優化本地投資環境,以求長期降低廠商在本地的投資週邊成本,建議善用當前低利率下充沛資金特點,研議採用公民營合作(PPP)模式引導資金強化本地的基礎建設專案,尤其著重確保水源與電力供應無虞,導入更有效率的能源運用管理裝置。對外應多面向協助台商布局對外方面,金融業同樣可順應國際供應鏈去集中化趨勢,與美國對於戰略產業供應體系的不安全感及強烈渴求的大環境,在既有的或未來新建的雙邊或多邊經貿合作協議下,結合其他國際金融機構海外資源,從資金、管理與資訊提供角度,多面向協助台商向外投資布局,掌握全球供應鏈重組契機,或是在國際基礎建設合作計畫上扮演相當角色,在拓展海外市場與國家影響力等方面有所發揮,也作為外交的延伸。另一方面,全球供應鏈體系秩序的重組,產業界短期間不可避免將面臨經營成本與風險的上升,也將侵蝕獲利與還本付息能力,更加凸顯金融業自身投資授信部位風險控管的重要性,也帶來為客戶提供避險規劃服務的衍生商機。現在正是台灣在美中第三波衝突下全球產銷秩序重組的關鍵時刻,4月16日的美日聯合聲明更讓台灣以及國際產業供應鏈與高科技競爭議題成為國際矚目焦點,再次凸顯台灣在全球的關鍵地位。金融業的決定,將是影響台灣,甚至全球供應鏈未來數十年發展的重要因素,期望金融業者現在做出的明確抉擇,成為數十年後台灣民眾景仰感恩的典範。(本文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傳播出版中心副所長)

國際視野
2021年5月

國際經驗篇》借鏡愛沙尼亞及越南等國 推動台灣朝雙語國家邁進

為落實真正國際化,台灣期盼在2030年成為「雙語國家」,之前推出外國人就業金卡延攬人才,疫後更吸引大量外籍專業人士湧入。要讓人才對工作以外的領域產生影響,就必須有強健而國際化的制度搭配。在非洲旅行的人應該很容易注意到國界,尤其是在跨越不同殖民歷史的國家時。國界兩邊的人文地理和民族文化可能差異不大,卻因為過去的殖民而硬生生切成兩個國家。即使殖民主如今已經不再直接統治,制度遺緒在幾十年後依然繼續留存,其中之一就是語言。過去的殖民不僅讓許多派系鬥爭一直延續至今,殖民產生的「路徑依賴」最近也讓一些國家發現自己因為沒有被殖民過而陷入某些弱勢。例如之前身為全球第二大、現在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就因為英語能力較低和其他制度差異,金融體系一直比較孤立。愛沙尼亞世界觀轉為英語導向台灣在國際形象不斷提升之後,目前想在2030年成為「雙語國家」。當然,台灣和香港、新加坡不同,後兩者擁有大英帝國殖民之後留下的英語能力和歐陸法系統,之前也藉此成為世界級金融中心;台灣沒有這個條件,但它依然可以盡可能讓人民接觸其他國家的人,而這件事在10年內的成敗關鍵可能就是商業。我們可以從少數幾個成功的例外身上,學習如何提升英語能力。其中一個是愛沙尼亞,它在脫離蘇聯獨立之後,比其他國家更快從俄羅斯的世界觀,轉為英語導向的世界觀。最有趣的是,愛沙尼亞語只跟芬蘭語比較像,跟其他歐洲語言沒什麼關係,但該國的英語能力相當好,40歲以下的專業人士更是呱呱叫。而且愛沙尼亞在某些層面上甚至是全球化先驅。創立於愛沙尼亞的Skype,帶起了遠距通訊軟體的熱潮,讓人們如今可以在家工作。「數位公民計畫」(e-Residency)也領先世界,讓外國人根據該國法律開公司、使用該國服務。而且雖然2020年因為洗錢醜聞而被迫打擊加密貨幣,但之前愛沙尼亞一直是加密貨幣中心。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的「網絡自由」報告還把愛沙尼亞名列全球第二。另一個沒被英國殖民過的國家則是泰國。泰語是一種揉合印地語和漢語之後誕生的語言,但在泰國的國際交通大城,遊客通常都可以順利地用英語使用自己想要的公共服務。但其實泰國人的英語能力並不好,可以用英語順利溝通是泰國旅遊業帶來的錯誤印象。根據英孚教育(English First)的研究報告「英語程度指數」(The 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泰國的英語程度其實低於附近其他國家,甚至低於越南。在泰國工作十幾年的金融人士Gabriel Lindsay表示,「泰國人大部分不會說英語,學校的英語也教得不好。很多在金融、資訊、科技產業上班的人一句英語也不會說。」在國際與國內產業工作的人,學習英語的動力會差很多,如果你不需要直接面對國際、直接接觸外商,你就不會那麼想練好英語。對外聯繫促越南英語力提升越南最近在經濟大幅成長的同時,英語能力也迅速提高。國際銀行專家Fergus Clarke花了許多年改造越南某間銀行的風險管理部門,他認為該國銀行業最近大有轉變。「銀行處理逾放款的能力,以及遵守新巴塞爾資本協定(Basel II compliance)的能力大增;它們重新重視個人金融業務、提高外方信用評等(尤其是穆迪評等)並變得更透明。這個行業裡有一整個活絡的外籍人士社群,其中某些人甚至在幫銀行掌舵。」這些例子都顯示,似乎只有重視對外發展的國家或產業,才能大幅提升英語能力。英語課程很重要,但如果學生不會在工作中用到英語,就永遠不會有動力讓自己的英文變流利。更重要的是,語言本身就是脈絡的產物。如果只學語言卻不了解該語言的文化脈絡,根本就沒有用。改變外資眼中「國際化」程度上述幾個概念也跟政府在治國中的角色有關。西方法律制度強調規則必須一體適用,亞洲法律則經常想要因地制宜,根據時間地點需求來「改良」、「強化」相關的制度。亞洲的政治體制很有它們語法結構的影子。這些抽象特質乍看之下與語言教育無關,但都會影響一個人在學會外語語詞之後如何實際使用。教導外語時,通常也是在教導背後整套的外國文化,而這部份最容易搞砸。一邊教語言一邊解釋外國人為什麼會那樣講話,簡直就像是講了一個冷笑話,然後說「Catch不到笑點是你的問題」。每種語言會長成現在這樣,顯然都跟使用社群幾百年來的歷史發展有關;但國家還是可以制定一些計畫,進行一些比較小型的制度改革,明顯改變自己在外資眼中的「國際化」程度,其中某些方法可能在10年內就會見效。強健更國際化的制度環境方法之一就是讓司法體系對英語人士更友善。台灣政府的雙語國家政策就包含這個項目,它規定重大案件與重大裁決,尤其是涉及外國當事人的案件,都必須譯為英語。如果要在這方面更進一步,就是規定所有合約都得中英雙語並行。法院當然會不太樂意,因為即使翻譯完全沒有錯誤,英語的法律思維與中文的意思可能也會有落差。但這正是問題的核心。如果台灣想真正成為雙語國家,就必須面對這個問題。另外,可以用外商直接投資(FDI)提高外國人對台灣經濟的影響力,目前台灣在這方面落後附近的新興市場。台商近幾十年來對外投資的額度都超過國內投資,大部分的台商都去幫助中國崛起。這些資金最近開始回流國內,但台灣還是應該要繼續珍惜國外投資,因為外資的功能經常與本國資本不同。其中一個該改革的,就是對待私人資本的方式。台灣跟許多亞洲國家一樣對本土企業有「情感依附」,在處理本土企業收購案時,經常讓變化無常的輿論推翻超越既有的程序規則。這不僅讓許多收購案件因此告吹,也喪失了很多稍縱即逝的機會,更讓外資因為收購太難成功而在一開始就直接放棄。想要更國際化的方法,是讓更多外國人才來擔任台灣企業的專業經理人,而非僅僅只是引入外國投資而已;當台灣企業經營模式及思維邏輯更國際化之後,也會帶動台灣企業本身,進而影響台灣在環境、制度、技術上更國際化。台灣之前推出了外國人就業金卡延攬人才,很可能在疫情之後會吸引大量外籍專業人士湧入。光是這些外國移民可能就會讓台灣更能接觸國際。但金卡計畫真正的成敗,還是取決於有多少金卡持有人願意留在台灣開公司。如果要讓這些外國人才對工作以外的領域產生影響,台灣就必須有一套強健而國際化的制度。(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特聘外籍研究員;譯者為劉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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